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，红军的“走”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，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。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，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了。然而，对红军战士来说，走比打更苦，他们宁愿多打而不愿多走。
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，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，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，与敌人兜圈子：
“光是转圈，走到哪是一站？连个医院都没有，受了伤就寄掉，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！”
“到处转，到底哪是前方，哪是后方呀？”
“什么前方后方，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，拍拍胸脯就是前方，摸摸背包就是后方！”
“老打圈子不打仗，还不把人累死憋死！”
“只走路不打仗，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。”
“……”
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：“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，两条腿都走痛了，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。这段时间，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，四渡赤水，今天过去，明天过来，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。那时不像现在，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，目的地在哪里，怎么走法，等等，那时军事紧急，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，下大雨也要走。同样，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，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。当时，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，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，也不完全知道。反正天天听命令，让走就走，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。”
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，疲劳、疾病、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3个主要因素，远远超过战斗减员。“走路”成了致命的问题，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。
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，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。4月中旬，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，了解到部队的情绪，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，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。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“弓背路”，主张走弓弦，走捷径，说什么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，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”。林彪还给周、毛、王新“三人团”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大意是：毛、朱、周随军主持大计，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，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新“三人团”中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，向张闻天反映，老打圈圈不打仗，可不是办法。
指战员中的牢骚，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，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被描述为“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”，“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”。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不大不小的“风潮”、“余波”，很是恼火，也深感委屈。
四渡赤水，东奔西突，南转北进，毛泽东也是靠两条腿走路，也跟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、日晒雨淋，他又何尝不苦呢？
行军跋涉，时常连喝的水都没有，更不要说烧水洗澡洗头了。经常不洗澡不洗头，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。为了不让虱子在头上肆虐，红军战士不管是男是女都剃成了短发，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，头发越留越长，变成了披肩发。
接替邓小平当了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，总想有机会给毛泽东洗一洗那长满虱子的头，理掉他的长发，但毛泽东总是大摇其头，固执地说：“不打一个漂亮仗，就是白发三千尺，我也不理。”
毛泽东就是这样忍受着行军的疲劳、虱子的煎熬，日夜思考部署四渡赤水战役的，而且，不打胜仗绝不理发，他能不苦吗？
此外，毛泽东还经历了骨肉亲情遭受不幸的痛苦，他妻子贺子珍一直挺着大肚子行走，分娩后坠地的孩子连爸爸都没见过，就被送给了老乡。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，不幸又被飞机轰炸成重伤。
在领导层中，毛泽东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牺牲，他付出那么多又为的是什么呢？他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军转战川滇黔边界，煞费苦心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，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却不被一些同志所理解，反而受到指责和怀疑，甚至怀疑他的指挥是否合适，他能不窝火和恼怒吗？
就在这时，林彪给“总负责”张闻天写信，要求改变军事指挥，更是雪上加霜，毛泽东下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。
红军渡过金沙江，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，经过通安、富乐、彰冠等地，进入会理地区。一路上，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、王稼祥、朱德、洛甫、博古，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，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，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，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会理城是一座古城，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，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。红军围攻了7天，都未攻破。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，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，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，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。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，遂于5月12日晚，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朱德、陈云、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、刘伯承、林彪、聂荣臻、彭德怀、杨尚昆等。李德列席了会议。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，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。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。